“王澍应该获得这个奖项”

中国建筑师王澍（Wang Shu），48岁。他的作品探索现代技术与传统审美的结合。王澍最近荣获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Pritzker Prize)。这是由赞助这个奖项的凯悦基金会的主席托马斯-普利兹克（Thomas J. Pritzker）宣布的。

王澍是第三十七位获得这个奖项的建筑师，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中国建筑师（1983年“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贝聿铭（I.M. Pei）出生于中国，但他生活和工作都是在美国）。
记者就这次获奖电话采访王澍。王澍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惊喜。我还这么年轻！”

王澍于1997年和他的妻子陆文宇（Lu Wenyu）在杭州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公司——“业余建筑工作室” （Amateur Architecture Studio）。杭州有上千年的历史，是中国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杭州虽然在近年来快速发展，但有许多区域看起来仍然象中国其他的新兴城市。杭州作为一个艺术和传统富集的地方，以一种神秘的东南吸引了中国人的想象力。王澍的建筑吸收了古代文化的优点，同时加入了现代建筑系统和元素。

当王澍询问今年的“普利兹克建筑奖”的授奖对象为什么不包括陆文宇时，“普利兹克奖”评审团执行理事玛莎-索恩（Martha Thorne）说：“这个奖项针对个人或数人（不针对公司）。评审团认真地评估了被提名获奖的专业人士的所有情况。”

她说：“当获奖的作品是一个团队的成果时（大多数的建筑都是这样），这对评审是一种特别的挑战。就今年的获奖者来说，评审团评判了王澍在建筑作品、教学、理论等等方面的贡献，并且认为王澍是杰出的，应该获得这个奖项。”

这个奖项也曾发给两对组合：他们是2001年的获奖者雅克-赫尔佐格（Jacques Herzog） 和皮埃尔-德梅隆（Pierre de Meuron）；2010年的获奖者妹岛和世（Kazuyo sejima）和西泽立卫（Ryue nishizawa）。

将现代和传统结合起来

正如杭州的位置稍微偏离了中国的其他更大的城市一样（杭州位于上海西南110英里的地方），王澍和陆文宇超出了现代中国建筑主流的范围。当他们的许多同龄人在海外学习，然后回到中国，使用西方的方式和最新的数码技术设计建筑的时候。

王澍和陆文宇将他们的建筑扎根于本地的环境之中。他们的给人印象最深的建筑——宁波历史博物馆（Ningbo History Museum ，2008年)，将倾斜的类似堡垒的外形，与用不同种类的回收利用石块砌成的墙壁结合起来。虽然这个博物馆有现代的混凝土结构，但它使用了从本地建筑物回收利用的砖块和石头，将它与这个地区，以至历史联系起来。

王澍说：“我的设计的出发点始终是场地。我必须了解场地周围的生活、人群和气候。”王澍在从南京理工学院获得他的首个学士学位，然后是硕士学位之后，他到了杭州，研究老建筑的修复问题。1990年，他在杭州附近的海宁设计了一个青年中心，然后花费了近10年的时间，向建筑工匠学习建筑技术。

王澍早期的大量工作是修复老建筑，这种体验影响了他设计新建筑的风格。他说：“我知道了在我之前的一些东西，我设计的建筑有某些其他的元素。”

王澍认为，现代的东西和传统和东西能够结合在一 起。例如，他为中国美术学院设计的“象山校园”，有些建筑有波浪形的屋顶，使人想起中国的古代建筑，而其他一些建筑有竹子做的百页窗。但这些建筑还有类似“冲压”形成的窗口，几乎是随机布局的和有金属遮阳的。

王澍说：“我不完全模仿历史上的任何东西，但您能感觉到我的作品中的传统的元素。别的建筑师考虑空间。我考虑类型和原型。原型与记忆中的事物有关。”

在设计过程中，王澍与他的大多数同事的不同之处，正如他所说的：“我不使用电脑。我只用铅笔。”

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

“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审团成员之一——智利建筑师亚力杭德罗-阿拉维纳（Alejandro Aravena,）说：“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否应当联系传统，或是否仅仅是面向未来。如同任何杰出的建筑一样，王澍的作品能够超越产生一种永存的建筑的争论，深刻地表现出它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

王澍在2000年完成了他的第一个重要作品——苏州大学的“文正学院图书馆”（Library of Wenzheng College）。他参加过威尼斯双年展和参加在香港、布鲁塞尔、柏林和巴黎的展出。但他的全部建筑作品在中国。他完成的项目包括“宁波当代艺术博物馆”，（Ningbo Contemporary Art Museum ，2005)、金华“陶瓷房”（Ceramic House，2006）、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园一期、二期，”（Xiangshan Campus ，2007）、杭州.“垂直院宅－钱江时代高层住宅群” （Vertical Courtyard Apartments，2007）。

从2000年以来，王澍在杭州担任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他说：“在我的早期职业生涯中，我是一个愤青，我挑战旧的教学方式。”现在，他获得了改革中国建筑教育的机会，将设计和建筑合并在一起，培养新一代建筑师。在2011年，他成为哈佛大学的设计研究生院第一个中国人“丹下健三客座教授”（Kenzo Tange Visiting Professor）。

王澍和他的妻子将他们的公司取名为“业余建筑工作室”（Amateur Architecture Studio）。他们取这个名称的意思是把建筑活动作为一种乐趣，而不是为了获利。他还解释了“普利兹克奖”的新闻资料，说：“在建筑方面，我只是一个匠人或业余爱好者。”

本文作者克利福德-皮尔森（Clifford A. Pearson）系美国《建筑实录》杂志副主编。

图片说明：


1、宁波历史博物馆


2、宁波历史博物馆


3、宁波历史博物馆


4、宁波历史博物馆


5、宁波历史博物馆


6、宁波历史博物馆


7、金华陶瓷房


8、金华陶瓷房


9、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园一期”


10、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园一期”


11、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园一期”


12、“宁波当代艺术博物馆”


13、“宁波当代艺术博物馆”


14、苏州大学的“文正学院图书馆”


15、苏州大学的“文正学院图书馆”


16、上海世博寧波滕頭館


17、上海世博寧波滕頭館


18、杭州.“垂直院宅－钱江时代高层住宅群”


19、杭州.“垂直院宅－钱江时代高层住宅群”


20、第十二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衰变的圆顶”（Decay of the Dome）装置模型


21、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王澍

利萨-罗尚：
王澍：以小取胜的中国冠军

具有诗人气质的建筑师王澍（Wang Shu）改变了中国快速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碍中国的发展。但现在，王澍赢得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奖——“普利兹克建筑奖”（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他的作品，以关注环境和考虑结合传统的技艺而闻名。他的作品可能为他的国家的忽略历史的城市化，提供一种强有力的对应物。

王澍的基地在杭州。他是第一个生活和工作在中国的中国建筑师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这个奖项一般更青睐欧洲和北美的设计明星。由于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王澍增加了知名度，获得了进入世界建筑建筑界的宝贵通行证。

王澍在大学获得建筑硕士学位之后，几乎做了10年建筑工人，以学习传统建筑工匠的技艺。他的由四个人组成的公司——“业余建筑工作室”（Amateur Architecture Studio），采用“业余”这个概念，是为了表明他们从事建筑工作，是为了一种乐趣，而不是为了赚钱。

他为民众设计小规模的住房，而不是为大用户设计大厦，并且喜欢手工技艺和传统设计手法。

王澍的作品精巧而又简朴。在1999年－2000年，他为苏州大学的“文正学院图书馆”（Library of Wenzheng College）设计了一系列的展览厅，并且让它们部分处于地下。部分原因是四面环水，并且抵消附近的山和湖之间的高层建筑的压抑感。

王澍说：“我的目标是，使人们意识到，他们是生活在山和水之间。这幢在水中的象展览馆似的建筑物，这幢图书馆的富有诗意和哲理的阅读室，其构思来自中国文人的观点——人和自然和谐相处。”

王澍与他的妻子——建筑师陆文宇，以及工作室的伙伴，由中国古代推崇山水的观念获得灵感，将其注入设计之中。建筑必须增强——而不是淹没景观的诗情画意。

为了增加总体的记忆，王澍从被拆毁的旧建筑收集石料和瓦，用于他设计的“宁波历史博物馆”（NingBo History Museum ，2008)。王澍在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学院讲课时说：“如果建筑象人体，用于内墙和外墙的材料就象皮肤和头发。”（去年他在这个学院任客座教授）。王澍在国内是教授，并且是中国美术学院建筑学院的负责人。

王澍的目标一直是对准回收利用材料和废弃物，从而使他成了村庄的“顾客”。（他还喜欢用铅笔设计建筑，而不使用电脑设计。）他的“宁波历史博物馆”类似一个梦幻组成的古代堡垒。他从附近被拆毁的村庄弄到40种不同的的砖块，建造博物馆的24米高的墙。这个博物馆的窗户是无规则图形的深孔，看起来象空洞的眼睛。

王澍在哈佛近两个小时的讲课中说：“有时，我仍然对未来抱有希望，特别是当我与工匠们在一起工作时。他们不能考虑大规模的墙。他们仅考虑小的细节。但我发现他们能够理解。他们能够创造。”

中国能将全球化和传统方式融合进建筑中吗？除非城市化不被允许加速进行。王澍估计，中国大约有90百分点的建筑历史在最近被破坏。

虽然王澍在中国建筑界是一个“圈外人”——他设计的大多数项目，是在上海西南他的故乡城市。但他获得了国际声誉。2010年，王澍获得“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提名奖。在2011年，他获得了“法国建筑学会金奖”。

他几乎不是像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或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那样的明星建筑师（这两人都获得了“普利兹克奖”）。但他的实验性的工作和对建筑的有目的的、缓慢的直言倡导，显然引起了“普利兹克奖”评审团的共鸣，他们开始审查他的小规模的，但令人震惊的作品。

在人口迅速增加的情况下，在城市快速增加的大规模建筑，没有受到“普利兹克奖”评审团的赞许。除了王澍，还有几个建筑师从事建筑的艺术，而不是从事建筑的制造。他们被授予这个著名的奖项。他们包括去年的获奖者葡萄牙建筑师艾德瓦尔多-苏托-德-莫拉（Eduardo Souto de Moura）；还有瑞士建筑师彼得-卒姆托（Peter Zumthor）和澳大利亚建筑师格伦-马库特(Glenn Murcutt )。

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颁奖仪式将于5月25日在北京举行。届时，王澍将在这个著名的世界舞台上演讲。中国应当倾听——如果它能在推土机的隆隆声中听到他的讲话。

拉拉-戴和乔希-钦：
“普利兹克奖”将成为中国的支点？

中国并不缺少现代的地标性建筑——从“广州歌剧院”（Guangzhou Opera House）到北京的国家体育场（National Stadium）。但它们大多数由外国的“明星建筑师”设计，由政府提供资金。这里只说几个“明星建筑师”的名字，他们是出生于伊拉克的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瑞士的赫尔佐格－德梅隆（Herzog & De Meuron）和荷兰的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

现在，随着中国建筑师王澍获得2012 年“普利兹克建筑奖”（Pritzker Architecture Award），中国建筑可能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第一个中国人获得这个著名的奖项。

“普利兹克建筑奖”由普利兹克家族（Pritzker）于1979年在芝加哥创立，经常被比喻为建筑界的“诺贝尔奖”。 “普利兹克建筑奖”的获得者将得到100,000美元的奖金。

凯悦基金会负责人托马斯-普利兹克（Thomas J. Pritzker）在宣布这次获奖时说：“一位中国建筑师被评审团选中这个事实，象征一个重大的步骤——承认中国将在建筑思想的发展中扮演的角色。”

“另外，在将来的十年内，中国在城市化方面的成功，对中国和对世界都将是重要的。这种城市化，与世界各地的城市化一样，必须与本地的需求和文化融洽。”

香港大学建筑评论家和建筑史专家朱涛（Zhu Tao）说：“王澍突然证明，我们能够自己创造优质的作品。”

朱涛说：“中国有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但许多中国建筑师对他们的作品没有自信。”他说，对于在一个爆炸性的城市发展环境中工作的中国建筑师，这个奖项“传递了一个信息：建筑是一种文化事业，而不只是一种商业事业。并且，建筑师是文化的创造者。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由“圈外人”改造中国的城市景观，导致中外媒体对中国建筑师的情况缺乏清晰度感到疑惑。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南交通大学的建筑教授王伟（Wang Wei）承认，她对王澍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感到惊奇。

她说：“我说‘惊奇’是因为我认为，中国建筑师获得这个奖项还需要许多年。考虑到中国直到1980年代之后，对现代建筑的研究还没有真正开展。中国建筑师获得这个奖项是非常快的。”

王伟说，今年48岁的王澍出生于新疆的乌鲁木齐，是一个相对年轻的“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相比之下，贝聿铭（I.M. Pei）于1917年生于广州，在1950年代中期成为美国公民。贝聿铭在美国度过了他的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在他60多岁的时候才赢得这个奖项。

王澍设立在杭州的公司——业余建筑工作室（Amateur Architecture Studio），由王澍与他的妻子陆文宇于1997年建立。王澍致力于为中国建筑开发一种新的语言，使用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建筑回收的材料，与现代派的形式融合起来。例如，他的“宁波当代艺术博物馆”（Ningbo Contemporary Art Museum），重建了一个以前的港口建筑，而他为在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设计的“象山校园”（Xingshan Campus），的屋顶，使用了从传统的住房收集的大约两百万块瓦片。

英国Make Architects建筑事务所北京工作室的主要建筑师约翰-普蒂克（John Puttick）说：“到现在为止，建筑设计的观念主要来自外国公司，而中国公司的观念处于一种从属的地位。这次评奖，强调新崛起的中国建筑师以及他们创造的作品的优势。”

同时，外国建筑公司倾向于将中国作为一块“白板”（tabula rasa）来探索，或用前“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本届评审团九个成员之一的扎哈-哈迪德（Ms. Hadid）的话来说，中国是建筑师的“理想的空白画布”。

香港的中国建筑师严迅奇（Rocco Yim）说：“王澍追求一种方向——他对趋势——特别是那些来源于西方的趋势，他基本上没有过多的留意。我认为对中国年轻的建筑师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王澍这次获奖，还可能帮助中国消除许多反复的论断——包括来自国内的论断：即中国不能与其他有创新训练的国家竞争。

西南交通大学的建筑教授王伟说：“中国一直被认为是建设强于创新。王澍这次获奖证明了中国在文化和创新方面取得了进步。这对于中国的各行各业都有积极的意义。”

范文兵：
如何看中国人获建筑界"诺贝尔奖"
我们没必要争论王获奖是否够格，这是一个伪问题。作为一个奖项，只要评委通过，程序合理，他就够格。在涉及人文、艺术领域的相关专业，没有“最（唯一）”，几个重要奖项之间，主要是差异，而非差距。即使是诺贝尔奖，在某些科学领域，专业内部的单项奖，其实更有含金量。

作者：范文兵(上海交通大学建筑系教师)最近，在被圈外大众普遍以为是盖房子、浇水泥，而实际是介于文理之间，艺术、工程双肩挑，圈内人自诩为“艺术家+工程师”的中国建筑学界，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位于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业余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王澍，获得了普利兹克建筑奖（Prizker Architecture Prize）。

该奖是由总部位于美国芝加哥，以拥有世界范围凯悦酒店（Hyatt Hotels）而知名的普利兹克家族于1979年发起。奖项的评选程序和奖金设置，参考了诺贝尔奖，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建筑奖项之一。历年来的获奖者，多为世界建筑界重要角色，因此，第一个中国公民获得此奖，在圈内圈外引起巨大反响，周边充满各种议论、乃至争辩。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中国人获得建筑界“诺贝尔奖”呢？

对中国建筑而言获奖是好事

对于中国文化当下的现实，对于中国当下的年轻人，对于当下中国大众对建筑界的认知状况，王获奖都是一件及时的好事。这一判断基于三个前提：1）中国文化在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化面前，骨子里是不自信的；2）中国人是一个集体从众的民族；3）老百姓不了解，也没机会去了解建筑界。

西方人的赞扬，特别是来自已被神化为“建筑界诺贝尔奖”的奖赏，加上在最后阶段，王澍击败了三名分别来自美国、日本、英国的建筑师，这对提振当下中国文化自信心，提振经过近二十年巨大建设，仍然不算非常自信的中国建筑界来说，具有强心剂作用。

年轻人需要榜样。王的获奖，以及他在学习、成长过程中各类故事（比如硕士答辩没通过，比如一些藐视权威的言论，比如有几年专心读书不做设计赚钱），对启迪中国年轻人反思自己的教育，反思权威（包括王本人），反思自己究竟需要什么、坚持什么，保持专业热情、保持专业和人生的高要求，都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借此获奖和宣传，可以帮助大众认识到，建筑学原来是包含着那么多艺术、人文内涵，建筑和历史产生对话的方式，不是只有世博会中国馆那样的官派气势，也有小桥流水的文人模样，促进了解、丰富口味、拓宽眼界、增强对本土建筑师的信心，多好！

争论王澍获奖是否够格是一个伪问题

普利兹克奖评委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或专业趣味，或“政治正确”，或实际利益考量，或对异族文化的理解力，包括我基本不信，但每次出事时中国人总是念念不忘的阴谋论，选王，都没问题，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这个由富商资助的建筑奖，其实是有清晰评选标准的——即倾向于将“建筑”看作“艺术品”，同时，关注在不同地域文化中的平衡与选择。纵观它的获奖者及其作品，大致能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大部分是选择普世建筑语言用得好，并有所创新的建筑师，少部分选择带有地域风格的建筑师。前者多来自西方发达国家，或者可以这么说，正是西方造就了今天建筑界的普世语言，后者则多来自发展中国家。

我的一个工程技术类行业的朋友听说此事后看了相关网页，跟我说：这个人（指王）真是一副艺术家腔调。这话其实挺准确的！我以为王的作品，很明显带有“纯”艺术倾向，他本质上是“（回）避（现）实”、“（想象）历史”、“单纯的”，他的建筑语言清晰而有“地域特色”的，他的获奖，符合普利兹克奖的倾向与标准。1980年第二届普利兹克奖选出的墨西哥建筑师巴拉干（Barragán），其作品倾向与王类似——清晰的“异域情调”，同时又是现代建筑语言做基本语言——最容易理解，也最政治正确。

所以，我认为我们没必要争论王获奖是否够格，这是一个伪问题。作为一个奖项，只要评委通过，程序合理，他就够格。纠缠在这上面，只能说明，我们太神话这个奖项，原因一是来自中国人心理深处的“最（唯一）”与“比（高低）”意识，一是来自对“诺贝尔奖”长久以来的迷思，因此会认为普利兹克是一个“最佳、最高”标准，王只要有问题，就觉此奖放水。我的观点是，在涉及人文、艺术领域的相关专业，没有“最（唯一）”，几个重要奖项之间，主要是差异，而非差距。即使是诺贝尔奖，在某些科学领域，专业内部的单项奖，其实更有含金量。

阴谋论、大腿论不靠谱

我相信机遇对一个人的关键作用，但我更相信，仅就一个专业领域而言，一个人的努力与坚持才是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近20年前在《建筑师》杂志上看到王描述他在美院的那个展馆，然后是他家的装修，一直到上海顶层画廊，都让我眼睛一亮，很明显显示出与当时众人不太一样的追求和坚持。这么多年过来，他始终如一的坚持和付出，以及用功，相信大家都看得出。

所以，很多国人也别激动，这个基本是他自己的事情。如果作为一个个人，你常常会因为别家某个人成功，而由于自己在某个集体单位上跟该人有联系（比如学校、民族、国家……），而有幸福感和自豪感，乃至产生“其实我也可以的”幻觉，这种感受恰恰证明了，你不可能在某一个大一统语言中，保持清醒，坚持个性，同时承担相应压力，进而获得“王澍式”的成功。这其实就是个悖论。

另外我还陆续看到，对成功充满渴望的中国人，开始用专业或非专业眼光总结王的成功“窍门”准备加以复制，比如有说，“完成度不重要”，只要有思想、想法才最重要；比如有说，要混圈子，混脸熟……还有将王的奋斗过程，演绎成“知音版”魔幻天才成功传奇，什么天降大任、天赋超群。在当今中国这个急功近利的国度里，出现这些东西我都不惊讶，但是，作为一个成年人我只相信这样一个常识——有多大的成功（在我们这个神奇的国度，我只敢说就某个专业的成功而言），背后的艰辛、寂寞、勤奋、痛苦，就有多大。

但王澍也不是一直在进步

以我亲身经历过的几个王的建筑来看，中国美院象山校区第一期，世博会藤头案例馆，其空间意向、材料表达、整体氛围控制，都让我印象深刻。但中国美院二期，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失控状态，虽然设计者解释说是为了打破如此规模一个人一次性设计与建造的感觉，但是，最终效果不是有机、而是杂乱。

近几年，我认为王的设计越来越视觉化地处理材料，越来越“形式化”地处理空间，挺让人担心，好不容易出现的“以现代建筑语汇转译传统空间、建造、基地”的一些让人兴奋的东西，会消失掉，会和“中国馆”式的符号化道路，越走越近。让评委赞叹的宁波博物馆，我也实在不能苟同，太“表现化”、“符号化”了。我已经看到，有些专业工作者（年轻人或者中年人）在津津有味地讨论王是将传统与现代如何结合，这种语言，真是危险，那种想象中的传统，何等不真实地脆弱与虚幻！

与建筑界的普遍水平无关 一个国家的建筑设计水平如何，其实在普利兹克奖榜单上也能看出端倪。1980年巴拉干以地域情调浓重的作品获奖后，墨西哥就再也没有出现引起国际建筑界关注的建筑师。而最新获奖的日本建筑师组合SANAA的作品，你很难看到具象的“日本传统特色”，更多的是一种普世现代、同时又具有“日本味道”的抽象新表达，而日本建筑设计的水平，举世公认普遍很高。因此，一个使用具象传统元素从而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建筑师获奖，在一个绝大部分职业建筑师必须采用普世现代语言，才能跟当代经济、技术相匹配的从业背景下，应该属于孤例，跟那个国家建筑师的普遍水平，似乎没什么直接关系。

建筑应该更关注现实、关注现实中的人

另外我以为，无论王是否获奖，他代表的，其实是建筑设计众多路径中回避现实问题的“纯艺术化”路径。当然，我们无法要求建筑设计承担太多社会责任，但是，作为一个要耗费大量资金、人力，供很多人使用，在城市、乡村中明显影响环境的建筑设计，我很难将“纯艺术化”路径视为一个国家建筑设计的主线来认定。

我们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太多，城市的、建筑的、体制的、教育的……，每个现实问题，其实都有可能真正转化为具有当下中国特色的建筑方式。而这种方式，肯定不是普利兹克奖评委那样背景的人容易读懂，但恰恰是我们时代、老百姓急需的。在这一系列重要的方向上，台湾建筑师比大陆建筑师做得好，他们有专注于宜兰一地、推动宜兰各种利益调和、促进宜兰城乡有意味场所产生的黄声远，有为农民造房子的“人道主义建筑师”谢英俊。在大陆，直面现实努力探索同时又保有高质量作品的建筑师，我只看到成都的刘家琨在孤军奋战，这真让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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